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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的基因:一个技术型创业团队的理想与现实

《创业邦》杂志 文/曲琳

王建岗,王定标杨炯纬。这是当年好耶创始团队中最核心的三位元老级人物,他们曾把好耶一手打造成了两个“中国最大”:中国最大的专业网络广告公司和中国最大的效果营销服务提供商。但在好耶被分众收购前后,他们先后选择了离开。

好耶创始成员王定标、王建岗、杨炯纬(从左到右)

2009年,好耶创始人之一王定标听说好耶前董事长王建岗和总裁杨炯纬都去创业了。“王建岗是先休息了一段时间,杨炯纬则是离开直接创业。”王定标说,他们走的还是互联网广告的技术路线,他们的新公司被个别人称为“小好耶”,他们的模式依旧与互联网广告系统技术以及广告代理相关。两人对此一点都不意外,“我和建岗、炯纬都是技术背景出身。我很看好他们。”

王定标说,“十八般武器,样样都能杀人,样样都能出来武林高手,不同的掌门人有不同的偏好,我掌门时偏好技术,别人就偏好商务。”

创业过程总有分分合合,而创业者的基因中似乎也带着比别人更强的顽固。他们把青春献给自己创办的公司,但因为顽固所以不知疲倦,敢于另起炉灶在行业中做些新东西,甚至敢于去和自己花了近十年培育的巨人抗衡。思考、放弃,自立门户,重整旗鼓。或者这就是不破不立?

聚首

杨炯纬近来把不少时间花在招聘和挖人上。虽然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系,但自己是从销售做起的。不过他很清楚,在技术主导的公司,需要有个领军人物。在他所创办的聚胜万合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胜万合”),最初这个角色由曾在微软待了10年,好耶工作半年的魏小勇充当,后来便决定挖来王定标的师妹、清华大学毕业的胡宁。与两位从好耶带走的部下轮番游说多次,终于打动了这位前谷歌技术总监。

离开好耶,杨炯纬创办了聚胜万合,他一直认为:如果没有技术,就不能说是玩互联网。

紧接着他又开始了风风火火的校园招聘,与胡宁一起到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著名高校宣讲,寻觅计算机系、数学系毕业的技术人才,顺便物色些做销售、文案创意的毕业生。“没见过CEO和CTO亲自带队做校园招聘的吧!技术人员今年40人,明年要尽量达到60人。”

他津津乐道的另一个话题是他的100台服务器。在互联网广告技术的提升中,一方面算法要更加精炼和准确,另一方面数据要掌握足够多。他干脆将总共120台服务器中拨了100台全部用于跟踪用户的浏览,这道理就像在上海所有高架桥上安装24小时工作的探头一样,跟踪到越多数据越好。“我敢做这些,首先是,你要相信这个事情——用技术提升互联网广告价值,是能做出来的。有些人是不相信的。”

王建岗的公司上海传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漾”)同样在攻克用户跟踪方面的难题,他并不愿被比较,“好耶和聚胜万合模式像,但我们不一样,不做广告代理和交易,只追求用技术提升毛利。”这位原好耶董事长行事低调随意,叫他“建岗”都毫不介意,买了辆奥迪在家“镇宅”用,平时坐地铁二号线上班,有时甚至还换乘公交,和媒体朋友聊天不敢去公司,怕拼命工作的同事们看到自己在那谈天说地,心里不平衡。“我不愿意出头,低调点如果失败,还可以偷偷摸摸自己再创业。”

王建岗离开好耶之后,创办了“传漾”,决心攻克用户追踪去向难的问题。

王建岗不喜欢飞来飞去,更愿意躲在幕后编程序。有一次投资公司派了一位很懂软件的老先生来“鉴定”,对方发现他们没有用任何开源软件,代码全部是王建岗一个人手写,十分惊讶。现在他名片上的title是“首席策略官”,但是依然忍不住写程序,“我唯一自信的一点就是写代码。除此之外我特别不自信,我们公司现在的文化都是‘不自信文化’。别以为自己一定成功,一定成功还创什么业,不如回家钓鱼去。”

有人曾将王建岗、杨炯纬和同样从好耶离开、后来创办了北京博圣云峰广告有限公司的马向群称为“三个小好耶”。有一点不容置疑,加上早几年离开的王定标,这几人对好耶的发展方向都有些许不满意。杨炯纬另起炉灶时从好耶带了不少兄弟走,王建岗总是会以“是别人的公司”来概括对其的看法,王定标则早已将兴趣点转换了多次,但好耶的岁月在他们心中是个情结。所以在离开后,杨炯纬的服务器、王建岗的手写程序,目的都是弥补好耶没有前进的技术部分。

“没有技术,商业模式无从谈起”

1999年的王建岗是个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子,由于看到网络广告很难管理,便拉着三个同学一起开发了一套软件,专门去进行这些广告的投放管理。后来他发现,美国有家上市公司“Double Click”在做类似的事情,市场已经有了依赖性,没这套东西就无法把广告的投放情况量化出来,继而拉不来广告。

王建岗觉得中国的网络广告总会爆发,正式创办了“好耶”。来自“太平洋技术创业基金”(IDG资本前身)的章苏阳找他谈投资。

“我们的东西他看得懂,只觉得我们4个小孩不懂商务,就提了条件:找个职业经理人来帮我。”几天后,他介绍了甲骨文华东区的销售总监,对方第一次见面就把王建岗批了一顿,且不说对他们商业思维的不满意,“就看我们那间11平方米的办公室,相当简陋,想去厕所?对不起,在一公里之外,要不就跟我们4个男生一样,在办公室洗手台解决。后来他再也没来过。”

章苏阳推荐的第二位“面试者”王定标是戴尔华东区的区域经理。这次会面可以用皆大欢喜来形容,5个人一见如故,王定标很快就决定加盟。紧接着,自己还没入职的王定标迫不及待地招兵买马,约见了章苏阳介绍的人才杨炯纬。

“我一下就看中炯纬,他这么好背景愿意加盟我们,还挑什么,加上他长得又帅。”王定标说。在一家高档西餐馆中,连珠炮似的提问后,杨炯纬被王的创业激情所感染,直到签署Offer后才想起,自己还不知道公司地址在哪。3月的阳光下,他骑着自行车冲向距离复旦不远的柏树大厦报到,找了半天才看到一扇小门上贴着的A4纸“好耶计算机公司”几个字。

“过年聚会时听说,老同学加盟了一家年底融资、明年上市、福利特好的互联网公司,我就暗想也要进互联网公司。好耶的确是做互联网,但还是创业阶段公司,桌子是从同事家里搬来的,台式机盖子是掀开的,地上扔着饭盒,我们坐着最便宜的折叠椅就开始干活了。”

如今回想,吸引王定标和“001号员工”杨炯纬的一大原因是,好耶标准的“互联网”公司身份:几位开发者年轻而技术不俗且精力旺盛,产品的切入点也选得不错,且谁都没想过未来能做多大。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互联网”的背后是技术驱动,有自己的一门绝活是在这个行业中创业的充分必要条件。

“如果没有技术,严格意义上不能说是玩儿互联网,要真正形成商业模式,就要从技术上面突破。”王定标这样认为。而杨炯纬总自称上学时技术、英语学的都不好,出来直接做了销售,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笃信”技术能带来真正的变革。直到现在他都更相信数字是自己计算出来的东西。

这几人凑成了好耶最早的创始团队。“称我们任何一位为创始人都不算错。”王建岗说。

焦虑

来自“太平洋技术创业基金”的投资到位后,投资方的期待并不高,王建岗比喻为“投资一只老母鸡,能赚出来三只鸡就行了,赚不出来就走人”。此后服务器买了,员工也招到70余人,互联网泡沫却也来了。

好耶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效仿同样遭遇危机的“Double Click”,只留10个员工安心做技术,等互联网回潮;另一个,提供广告管理系统给对方,同时免费获取对方一定比例的广告资源,说白了就是用管理系统的服务换广告位,转型做广告代理。

这支团队正值精力充沛,没有选择轻装上阵专攻技术,而是痛痛快快地选择了后者。2000年8月,好耶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一次大转变,形成了中国早期最成规模的互联网广告销售团队,连坐镇后台的王建岗也被鼓励去谈销售、见客户。

“网络广告谁也卖不出去,你好耶怎么卖出去呢?”由于一直往技术公司发展,整个团队一个广告人都没有,王定标有点发愁,“这样不行,就算是平时聊天也要知道点广告的规则。”他引入了曾在达美高等4A公司就职的朱海龙。

这种新商业模式的根本在于,可以仰仗手里的技术产品换广告位,比单纯“搬箱子”更容易也更有趣。“杨炯纬管华东,马向群管华北,朱海龙管华南,第一单卖了5000块钱,全公司开香槟,到2001年8月,一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王定标说。在好耶转向之后的多年中,他们的模式依旧在被纷纷效仿,而当时不少广告公司将互联网广告的部分交付给他们完成,这其中就有江南春执掌的永怡广告公司。

王定标是个一想起新点子就会兴奋的人,他心中最好的创业状态是一边创新一边挣点儿钱。好耶的系统雏形并非完美,但这是冒险的开始,每一次变化都是探索。“跟定标同志一起工作特别快乐,即使加班到凌晨四五点钟。”王建岗说,“他从不会说,某某同志你要这么做,而是说,如果我们做不出来会面临什么问题,很严重。如果你有责任感,你就会感到压力。”

在好耶,王定标喜欢和王建岗交流技术,并称后者为“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王定标把市场角度需要的应用反馈、自己的突发奇想告诉他,然后看着他飞快地将程序写好。武器研发完毕,他们再拿去前线冲锋,有种战无不胜感。而王建岗则自诩为在管理上极其会“妥协”和“示弱”的人,公司战略别人决定,自己只管执行,有时候会特意告诉对方,自己某方面搞不定,用此“伎俩”来团结在其他方面才能出众者:杨炯纬聪明、勤奋、有冲劲,朱海龙重视细节、对财务敏感。

“王定标是个战略型的人,朱海龙是个战术型的,我们看到客户只知道要去死磕,不知道具体办法,他就告诉我们怎么去死磕,坐飞机时如何搭讪,怎样攻克下来。”这个“梦之队”极其和谐,彼此从未红过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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