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明君 特约记者 郑杏果
“我们爱好和平，中国人和印度人要友好相处”，当印度ChrysCapital基金的主管合伙人Ashish Dhawan说出这句话时，你仍能真切地感觉到，源于历史因素，而后扩大到各个层面的“龙象之争” 的竞争热度。在私募投资领域，中印竞争的涟漪也荡漾开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以及特有的哲学文化深深地吸引着Dhawan，在过去5年里，他已经来过中国十多次，甚至把全家人都带来过中国，他年幼的女儿正在学习中国普通话。不过这次Dhawan带领整个团队来中国的目的，是在其投资人磐石基金（Pantheon Capital）的帮助下与中国的投资同行交流并寻找合作机会。
相对于印度，似乎中国的投资者和投资市场更受全球瞩目，但是这仅仅是国人的感觉。2007年，华尔街、伦敦的主流媒体不断出现“VCs Truck Cash To India”（VC 拉着现金去印度），“Skyrocket”（火箭速度），“Five-Fold”（5倍）这样的字眼。根据VentureOne发布的统计数据，不包括杠杆收购和债权融资这样的私募投资案例在内，2007年前3季度，印度风险投资额达到7.77亿美元，是2006年同期1.58亿的5倍（全年为3.49亿美元）；而根据Zero2IPO清科发布的《2007年中国创业投资年度研究报告》，2007年中国风险投资额为32.47亿美元，2006年为17.78 亿美元。这也无怪乎，印度的一些媒体在2007年的投资额统计结果出来以后，以“中国的投资者似乎得到了比印度同行更多的世界关注，那么真应该是那样吗？”作为新闻开头引语。
中印投资市场的增长，背后的一个共同的推动力是两个大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02年到2006年印度经济年平均增长8％，2007年为9.4％，2008年预计将达10%，而中国从2001年到2008年，经济增速平均已超过两位数。
中印两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风险投资的起步和发展也有相似的轨迹。1980年代末期，风险投资开始出现在中国和印度，但是基本上只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机构，以及少量的中外合作形式。1990年代中期互联网经济在全球兴起并步入快速发展，独立的外资风险投资也开始在两国出现，印度从1992年开始实施改革，并把资本作为重要环节，建立印度证监会（印度的风险投资由证监会统一管理），推出《证券交易委员会法》，并开始培育以软件和金融服务为核心的产业，1990年代中期的dotcom风潮起来时，外资独资的投资机构开始进入印度。
但是在dotcom风潮过后，中印的风险投资则经历了差异化的发展，在大批的印度VC销声匿迹的同时，部分VC则渐渐完成了从VC到PE的转换。即便是比较成功的Sequoia（其在印度的前身为West Bridge）也在两年前决定募集成长基金，开始同时做VC和PE的业务。其他新进入印度市场的美国VC，也有很多在过去一到两年内渐渐偏离VC业务。时至今日，PE项目在印度市场的主导优势远远胜过VC。在Dhawan看来，印度的VC行业要比中国“年轻”5年左右，“主要原因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刺激了一些行业的发展，5年前，中国的移动通讯和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数量，而印度在今天才达到这个水平，因此印度VC对一些相关产业的投资才刚刚开始。”
中印两国的风险投资机构在投资领域的选择方面也有很大的相似性。根据中印两国的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TMT、传统领域、服务领域均受到两国私募和风险投资者的共同青睐，投资额度比例和投资案例均列在前3位。2007年印度有48％的投资案例是在IT以及IT服务行业，而中国为42.5%，几乎是相似的集中度。但是，从所投资公司的地域分布却可以看到一些差异。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合作报告“中国印度风险投资比较”，从2004年到2007年前两个季度，中印拥有5个及以上投资案例的城市统计中，中国拥有9个城市，前四名依次为北京213个（占40％），上海137个（占26％），深圳36个（占7％），香港19个（占4％）。而印度前四名分别是班加罗尔55个（占38％），孟买31个（占21％），钦奈（Chennai）21个（14％），新德里16个（11％）。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占据了前2位，而在印度排在第一位的并不是很多国人熟知的印度前两大城市加尔各答和新德里，而是印度第七大城市：工业城市班加罗尔，面积仅为128平方公里。
当然投资策略也有差别，同时关注中国和印度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磐石基金全球合伙人黄永忠（Vincent Huang）认为，由于印度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早，很多规模较小的公司也可以上市，在印度市场上有9000余家上市公司，其中5000家是有活跃成交量的，因此不同于中国的是，在印度VC/PE投资的上市公司占到了很大的比例。其次，是因为印度代代相传的家族企业较多，对买断型、并购型的基金接受度较小，成长基金则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管理着22.5亿美元资金，成立于1999年的ChrysCapital没有在班加罗尔设立办公室，而是把办公室选择在新德里和孟买，他们也是当初成功地从VC转向PE成长基金的代表性投资机构之一。但是，在ChrysCapital迄今为止的45个投资案例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是IT类型的公司，比如一些金融和IT结合的案例都收益良好。ChrysCapital团队有8个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拥有欧美留学经历和海外金融行业工作经验。虽然IT领域的投资没有占到ChrysCapital最大比例，但是却大胆地在其他行业屡屡创造了“第一”，ChrysCapital是印度第一家进行基建相关服务行业投资的基金，也是第一个进入私人银行业，第一个进入风能行业。其投资的风能公司Suzlon目前是全球第三大风能企业，而印度排名前5位的私人银行，有两家获得了ChrysCapital的投资。ChrysCapital的敢为人先的作法，也收到了极大的回报，对私人银行YesBank的投资给其带来了13倍的回报，而Suzlon在获得ChrysCapital的投资以后，3年收入增长了10倍，投资回报高达13~15倍。
在谈到中印风险投资的差别，Dhawan以短暂停顿，有礼貌地斟酌字句。不过我们还是感到了字句中隐含的这种差别可能所体现的中国的风险投资环境欠规范之处。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对中印风险投资机构在所在国投资遇到的制约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其他方面遇到制约系数基本差不多，而在知识产权、缺乏有经验的本地投资者、缺乏有效的投资公司管理团队、政策因素、监管环境五个方面，中国大大高于印度，特别是印度拥有相对更加成熟的法制和金融体系（legal and financial systems）。1875年成立的孟买证券交易所是亚洲最古老的交易所；从1992年开始，印度就开始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由于历史原因（印度仍为英联邦成员，英国缔造了现代金融），印度的语言、法律环境、商业习惯等因素，使得印度的投资制度环境的“西方化”程度比中国更高，这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便利的投资环境。目前，印度拥有23家股票市场（注：目前有几个市场几乎没有交易量），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而中国正在做这个事情。印度证监会也一直采取措施，鼓励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活动，如要求基金将80％的资金投向未上市公司的资产或与其资产相关的金融工具，要求投资一家公司的资金不能超过基金总额的25%，禁止基金从事风险投资以外的经营活动等。
抛开这些环境因素，我们还看到中印之间这样一些投资特征的差异，印度投资机构所投资的公司更多的是面向国际市场，集中在国际化的服务领域；而中国的绝大部分投资案例是面向国内市场。根据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报告，从2004年到2007年第二季度，投资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案例的比例印度为3 : 1，国际市场比例占72.8％；而中国为1 : 6，国际市场比例仅占17％。该研究认为，从中期来看，在全球性技术公司的竞争中，印度公司更具有优势。
另外，从投资退出来看，从早期的新浪、搜狐的海外上市，到2003年互联网复苏后的企业大规模海外上市，再到2007年的海外IPO风暴，中国有很多风险投资机构因所投资公司在海外上市而获得高额回报，有些回报率甚至高达数十倍。而印度风险投资机构就很少能“享受”如此这般的巨额回报，只有一些PE级别的投资机构才有机会获得这样的“回馈”。所以，“在美国飞往中国的贵宾舱里坐满了投资人”的说法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这些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印风险投资机构投资标准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