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阳个人档案
出生日期：1962年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硕士)
工作经历：
1987年进入深圳大学任教
1992年开始涉足化工、石油、铜矿开采及地块买卖
1997年创立源政药业公司
2000年左右，以源政药业入股，与清华控股公司、四川生产水井坊的全兴酒业重组成立清华源兴公司
主要投资项目：赛百诺、海普瑞、北科生物、麒麟游戏等
我的“最爱”：
方向：基因治疗、免疫治疗和干细胞治疗;
人：不要太有私心，要懂得分享。
出手逻辑：
是不是创新项目，是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国未来在这个领域有没有潜力，与国外相比，是不是有先机和独特的领先优势
专注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
投资启动资金额度较大(一般上千万)
天使投资占股比例一般在30%以下，不控股
不仅给钱，还提供资源、人脉，既是天使，又是保姆
喜欢倒推。经常有创业者告诉杨，我这个产品三年就能经过审批上市，杨则会说，那你两年半应该干吗?两年的时候应该干吗?一年半的时候又应该干吗?一直推到半年，一推就清楚了。
给兄弟们的建议
并不是所有的创业经验都是好的，虽然投资人知道哪些地方该回避，但同时也会对企业产生一种限制;
对于想找天使投资人的创业者，实事求是最重要，清晰阐述自己的目标，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准备，有什么风险，实现目标需要什么资源。
兄弟连
海普瑞、赛百诺、清华源兴、清华基因城、北科生物及先声药业等10余个项目
天使看天使：
现在做天使投资，一个有利之处是退出环节已经相对成熟，很多VC/PE等着接盘
在中国做天使投资，比较适合去投资身边熟悉的人，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
真正的天使投资人，是要让他发现的种子自己去长，要让创业者去操作，“教练加园丁”这种心态才能投资出好的明星企业
在生物医药领域做天使投资，挑战和困难相比其他领域更大，做前期判断特别难
天使投资回报周期很慢，回报很不确定，所以一方面中国缺乏天使投资人，但又没有多少真正有钱、有实力、有资源、有经验的人去做
趋利和急功近利的文化是现在发展天使投资的难处
大杨不认为自己是“大佬”。原因很简单，他是出着天使的钱，干着保姆的活儿。
文/方浩 摄影/王磊
杨向阳的心情看起来不错。就在接受《创业邦》采访的过程中，来了一批客人，寒暄过后他对我们抱歉地说，北京的兄弟来看我了，你稍等一下啊。来的是麒麟网的创始人尚进和他的团队，杨是尚的天使投资人，这也是大杨为数不多的非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尚进这次主要是看望一下术后的杨大哥恢复得如何。
2011年12月1日，杨向阳从北京301出院的第一天，就在天伦王朝酒店参加了天使会的一次小聚餐，席间他独自出来在酒店的大堂有节奏地散步，同时谨慎地活动着上肢。看得出，这次手术对这位中国生物医药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天使投资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几个月之后，当尚进们亲赴深圳登门拜访的时候，大杨早已在办公室开始了工作，电话一个接一个，但状态明显要比出院时好得多，他甚至把尚进他们拉过来，对我们的摄影师说，“来，兄弟，给我们哥几个合张影!”
杨向阳的办公室宽敞、通透，这是深圳南山高科技园区源兴科技大厦的15楼，在楼上楼下，有数个杨向阳的源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天使投资的团队，都属于生物医药及科技创新领域，大杨的午饭经常是和“兄弟们”一起吃。
“像尚进他们，投完钱我基本就不管了，因为我对互联网不懂啊，”杨向阳说，“但生物医药领域就不一样，这是我的老本行，有些创业者做不了的事，我得替他们兜着，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投资人，说管家和保姆还差不多。”
“这个领域的投资和其他领域完全不一样。”杨向阳补充道。[page]
投资人?联合创始人!
2008年，林子牛辞掉百万年薪的工作来到深圳创业，成立了深圳中迈数字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中迈)。他最先认识的圈内朋友是北科生物的创始人胡祥，林的项目与医疗信息化有关，他想找胡帮忙，把自己的想法大致说了一下之后，胡祥说，“算了，你也别找我了，我把咱们这个行当里的祖师爷介绍给你吧。”胡所说的“祖师爷”，就是杨向阳。后者也是北科生物的天使投资人。
在来深圳之前，林子牛在贵州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工作体面，收入颇丰，但他想自己做点事情。他所谓的医疗信息化，切入点是监护仪和手持终端。中迈商业模式的核心是，软件、硬件全部自己做。
第一次见杨向阳，林子牛把他颇为复杂的项目仔仔细细地描述了一遍，杨向阳的两句话令林印象深刻：第一，你的模式很巧;第二，产品是关键。“其实当时我只记住了第一句话，对他说的什么产品如何重要根本没往心里去。”林子牛说，这为以后的教训埋下了伏笔。
但第一次见面赶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饭局。碰巧当晚杨向阳宴请北京一家大型医院的政委，就把林子牛也带上了，其实大杨也是想当面了解一下监护仪市场。一听说是大杨准备投资的创业者，这位政委二话没说，当场就拍板：既然是大杨的小兄弟，那我们就抓紧来搞。
“很多时候，圈内人更认可杨向阳这个人，觉得他推荐的一定靠谱。”林子牛说。这次见面之后，林子牛信心爆棚，他觉得接下来应该不会缺钱，毕竟大杨很可能投资嘛，但对于商业模式，他又重新反思了一下，认为有必要来一次大的调整。
按照之前的商业模式，如果监护仪这种设备也自己来做，总有一天会碰上迈瑞这种行业巨头，而且林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医疗信息化是不挣钱的，而众所周知，凡是赚钱的业务(比如药、设备)在医院都能快速发展起来，凡是不赚钱的业务，就很难获得重视。这是中国特色。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怎么让医院有动力去使用中迈的监护系统。为此林子牛一个人跑到北京，在各大医院蹲点、调研了十多天，回来之后，他决定调整固有的商业模式。“放弃监护仪硬件生产，只做信息化的手持终端，”林子牛说，“而且手持终端也只做里面的系统，硬件设备可以外包嘛，然后再把手持终端免费送给医院，让病人为这种手持终端的服务买单。”
这个模式的重点在于，从直接向医院收费变成间接向医院收费，而中迈也由软硬件出售方，变成中国医院医疗信息化的投资方。“你可以想像，当监护仪成为中国各大医院的标配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医疗终端，甚至会变成一个广告终端，机会太大了。”林说。这个时候，中迈更像一家投资机构，而不是产品提供商。但是林不知道，当时杨向阳之所以看上他的项目，就在于认为这至少是一个可以通过卖设备赚点小钱的公司。所以又见了两次之后，杨向阳正式投资了中迈。
但是当林从北京回来，把这新的想法告诉杨向阳的时候，杨沉思片刻，抬头便骂，“你TM怎么这么快就变了?”骂了足足有十分钟。后来杨向阳虽然接受了林的解释，但还是告诉他，“模式巧也要立足于产品，你先去碰钉子吧，碰完钉子再来找我。”显然，大杨就像跟自己的调皮孩子生气，而且他是认真的。
2010年年初，随着iPad的流行，林终于意识到自己面对的“钉子”是什么了。在创业之前，林子牛在医保、烟草等多个行业做过信息化，他太了解这个行业的水有多深了。“在中国，无论做什么样的信息，都是挨骂的，”林子牛说，“你看那些负责信息化的人，从培训到考试，麻烦得不得了，考不过还要扣工资。”所以，当初杨向阳提到信息化的关键是产品的时候，林子牛很不以为然，他对杨说，“信息化都是被领导逼出来的，跟产品没多大关系。”而杨向阳则直接告诉他，“被领导逼出来的商业模式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iPad的出现，把很多复杂、繁冗的工作流程彻底简化了，在手持信息化终端市场更是如此。以前为了正确使用各种系统设备，医院要对医护人员进行严格培训，而现在当设备也可以像Pad一样简单操作的时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iPad永远也替代不了医院的手持终端，因为后者是属于医疗器械行业，而前者不是。于是，中迈几乎推翻了之前的全部计划，重新以产品为着眼点，自己做终端。
“他就是这样，骂你说明已经把你当做兄弟了。”林子牛说。杨向阳先是把全球医疗信息化领域最顶尖的专家之一、美国国家医疗管理与信息学研究中心的CTO陈修介绍给林子牛，这让林子牛对医疗信息化的理解大大加深。更重要的是，杨向阳带着林子牛把深圳当地所有主流的医疗设备配套厂商全部拜访了一遍，头天见完业内大佬，转天就会有下面的事业部门与林子牛对接。用林子牛的话说，只要我想认识的人，没有大杨搞不定的。“最重要的是，他不仅对我如此，而是对每个投资的项目都会这么上心，”林子牛说，“我觉得不能把他看成投资人，他其实更像联合创始人。”
据说，在林子牛碰到“钉子”之后的一次董事会上，杨向阳主动把责任扛了下来，他说这个成本大家该一起担，看不懂不是一个人的事情。[page]
“我一直都很焦虑”
杨向阳说自己是因为“无知”才进入生物医药行业的。那是上世纪90年代，在地产、贸易领域淘得第一桶金之后，杨发现了一个新的暴利行业：仿制药。那是中国市场化以来最缺医少药的时代。“那时候要想弄批先锋或者抗生素什么的，都是卫生部长带队到深圳来，因为这里有专门从事进口药贸易的窗口公司。”杨向阳说，那时候的药就是稀缺资源，但是仿制药品的出现，解决了中国人的基本用药问题。
以创业者身份进来的杨向阳看到了仿制药在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首先需求巨大，其次仿制药的成本很低，这种低成本体现在动物实验和临床费用上，同样的一款新药，在中美两国的成本有着天壤之别。短短几年时间，杨向阳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著名制药企业”的崛起，但他深知这里面的名堂。“同样拿出2000万，一家企业搞研发，一家企业砸广告，即使前者的产品比后者好很多，它还是卖不过后者，”杨向阳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市场不是靠产品说话的，它是靠营销说话的!”
对于80年代后期在清华学习和生活过的杨向阳来说，这不是他希望的一种创业方式。他觉得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着赚钱的仿制药生意不做，去搞什么新药研发，累不累?”杨向阳的回答是：我就不明白，当有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时，国人总是认为他在唱高调，这就使得很多人羞于谈理想。
从脚踏实地赚大钱的生意，到仰望星空搞创新，杨向阳说自己有一种兴奋感，这种兴奋是“从年轻到不年轻”。但是，杨向阳很快就发现，这是一条“不归路”。新药研发受制于两个市场。首先是产品市场，无论多好的药，要进入各个流通渠道，尤其是医院，难上加难，这里面需要打通的环节太多了;其次是资本市场不支持，也就是没有规则，什么企业能上市，什么企业不能上市，没有定论。
对于开始做投资的杨向阳来说，缺乏资本市场的支持可能挑战更大。在美国，生物医药领域新企业的发展一般是这样的流程：一个教授学者或者研究小组在某个领域有想法，可以在机构里申请资助，如果觉得有价值就申请专利，有了专利他们就可以做公司，早期如果缺钱就找到了风险投资，这笔钱用于把专利公司化，从想法的产生到这个阶段一直有政府的支持，项目会继续往前走。美国的资本市场对生物医药领域有很大的支持，这种公司不需要走到产品阶段，在一期临床时就可以上市了，而且市值都很高。那这种情况下做天使投资比较有规律了。
“但在中国做创新的生物医药就完全不同，很多互联网项目的启动资金可能100万就够了，但做生物医药给100万也就是两个科学家一年的工资，实验室都没法建，实验条件都没法实现，而这一块目前我国的公共配套还很不完善，很多辅助生物医药领域创业发展的配套环节和基础设施欠缺，”杨向阳说，“我如果一直做IT、互联网的投资，这十几年怎么也能碰上一两家明星公司吧，但回首这十几年的历程，我很开心、很欣慰，不管自己在金钱上得到多少回报，最起码通过我们这十几年的努力，生物医药在整个中国成为非常热门的领域了，有了一些成功的例子，很多VC/PE争相去投资，把很多资金引入到这个行业，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海普瑞、赛百诺。”
尽管在海普瑞还没上市时就退了出来，但杨向阳不觉得自己失败。“从生意本身来讲可能并不是很成功，但从天使投资的价值上我觉得成功了。因为我培育了一家在这个领域里很多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企业。另外，我坚定地认为未来的二三十年，干细胞是整个领域里面最重要的方向。所以我就做干细胞，还有北科生物，不仅在中国做，我在美国也做，那里是技术的源头。我是首先要有一个大方向，而不是先看人，人再好，他代表的方向不对也不行。”
杨向阳非常不喜欢的一类创业者就是，一上来就告诉你他这个产品或方向有多少潜在用户。“这听都不用听，比如说糖尿病、心血管、脑血管以及各种癌症，这些需求是刚性的。这不是你的强项，你不用谈这些事，咱们就直奔主题来谈吧。”
一旦确定方向，杨向阳喜欢给创业者画个时间轴，也就是倒推。经常有创业者告诉杨，我这个产品三年就能经过审批上市，杨则会说，那你两年半应该干吗?两年的时候应该干吗?一年半的时候又应该干吗?一直推到半年，一推就清楚了。
在生物医药领域，杨向阳面向的创业群体都一个特征：大多是科研室里出来的。如果你问这些人有什么短板，杨则会反问：他们有长板吗?杨向阳经常遇到这样的创业者：先是跟杨来谈，说自己的项目有多好，别的投资人要给他多大的投资额，“但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我这，”杨说，“在这个领域，起步投资没个千八百万根本不可能，光建个实验室有可能就得上千万，你八字儿还没一撇呢，谁敢投你?”
杨把生物医药领域的天使投资看做是系统投资：不仅仅是给钱，还要给服务、给资源。“你说科研室出来的技术型创业者，除了他那点专业技能，他能搞定药监系统吗?能搞定申报系统吗?这些程序他们都没走过，我们在这里面已经沉淀近20年了，都不敢说指哪打哪。”
“虽然我也很愿意更多的天使投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早期项目里来，但这是不现实的。我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其实是蛮辛苦的一件事，不能说没有成功的例子，有。但是就比起这些想做天使人的心理期望来讲，难得多了。”杨说，他其实一直都很焦虑。
这种“难处”还在于，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周期特别长，坐得住冷板凳至关重要。杨笑称，这么多年来给自己带来最大投资回报的项目来自非生物医药领域。“不过还好，在这个领域也没赔多少，会慢慢开始收获的。”杨向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