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现在很有钱了，但还是买不到好的医疗服务，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地方。
文 | 黄瑞晋(KPCB生命科学主管合伙人)
我出生在台湾，后来因为求学、工作在美国生活了大概有20年的时间。第一次来大陆是1992年，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公司派我过来出差;第二次回来是2005年。当时最深的印象是时间在中国的医疗领域似乎停止了。去到最顶尖的三甲医院比如北京协和医院，我看到的景象与1992年一模一样：早上广场上有黑压压的人群在排队挂号，很多临时加的病床就放在走廊里。
2007年的时候维梧创投问我有没有兴趣到中国来做医疗方面的投资，我之前没有想过，但对我触动蛮大的。我真心希望中国老百姓能够与外国人一样，生病了能得到好的救治，病后好好康复，而不是说，花了很多钱，医生不懂治疗，一个生命就这么逝去了。
中国人现在真的是很有钱了。在国外买一套大洋房也不过150万、200万人民币，这些钱在上海连一辆好点的车子都买不到，上海随便一个白领可能都比老外有钱。但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发展这么快，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已经很高了，还是买不到好的医疗服务?我们在医疗服务方面的水平比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要低很多。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地方，也是很多从国外回来有技术能力的创业者的机会。
中国人的病
我在投资方面有些哲学，第一次、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会问创业者很多生活方面的、与生意一点关系没有的问题，因为我想了解他的动机。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赚钱做事情，我不会投。医疗健康市场不一样，如果你真的能治病救人，赚钱是几乎必然的结果。但如果反过来，把结果当目的，可能会影响你在很多关键节点上的决定。
像现在基因检测市场非常热，我看到很多公司为了赚钱，通过医院提供这种服务。测一套国内外现在认知比较广的基因，价格非常昂贵，完后出一份报告，告诉你有20%或者30%的可能性得某种病。这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第一，他们测的很多基因突变与疾病的关系是现在科学界还没认识清楚的;第二，不知道这个突变是生下来就有，还是后天发生的，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医生也不懂，没法很好地对病人做解释，可能拿到了一些利益就给病人开了检查单，病人看到报告可能会很恐慌。
看到这些我常常觉得蛮悲哀的。人类对基因与疾病、与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认识虽然说才刚刚开始，但也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我们不花更多的力气去消化、引进这些已经得到验证的方法，或者去积极地参与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和试验，靠玩这些噱头把市场搞乱了就为了赚点钱。这不是你我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是整个系统的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医疗健康几乎是一个处处有机会的市场。如果创业者们的视野能多打开一点的话，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去做，照样能挣到钱。
就拿癌症来说，中国去年新增的癌症患者大概有25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200万，病人活不了多久，最重要的原因是医生没办法在很早期就查出来。现在国际上已经找到了一些基因biomarker(生物标志物)与某些癌症的早期病变是非常相关的，检测它们能帮助医生更早地发现病情。
但这是非常专业的技能，大部分医院还没办法做，即使是国外的医院也是如此。但是在国外，医生可以去找梅奥诊所(Mayo Clinic，全世界基因诊断最强的综合医学实验室)，报告拿回来他能看得懂。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可以做基因诊断的独立医学实验室或者说第三方诊断中心，但还非常分散，各自可能只擅长做某一类疾病的诊断。而有些医生还不懂，就没有办法推荐给他的病人来做。
我非常鼓励在第三方诊断中心领域做尝试的创业者参与到国外最好的实验室或者药厂正在开展的临床试验中去，把这些第二期、第三期的复杂的临床试验放到中国来做，连接到中国的医院。在一种药上市或者一种治疗方法成熟以前就得到信息，了解其中的know how，这个过程能把链条上所有相关者的水平都提高，而且能让这一产品考虑进更多中国病人的特质。很多信息是等到一个药在国外已经上市后你再去学学不到的，即使学到了，让在你下游的医生能接受又要花很大力气。在这方面我们投资的一家公司“康圣环球”就做得比较好，他们马上会与诺华合作做5个项目的临床试验，最近与梅奥也签立了中国唯一一份战略合作协议。另外，如果尝试把业务往二三线城市拓展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市场，因为现在还只有大城市最顶尖的大医院可以做。
退一步说，中国现在在癌症方面主流的治疗方法还是传统的开刀、化疗、吃药，但其实在这种疗法下也还是有很多可以提升的地方的。
举例来说，我父亲就在2007年检查出来得了中晚期(第3期，总共4期)的大肠癌，扩散到了淋巴腺，在美国5年内的生存率是30%～40%。他到今天活了7年了，仍然状态很好。他是在台北做的治疗，不是美国。
那是2007年，基因诊断技术还没有这么发达，他接受的就是“手术+化疗”。那差别在哪里?在选药。要知道，哪几种药在一起用，分别什么用量，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不同的组合效果是差别很大的。更进一步还要考虑病人的需求。比如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帅的男人，70岁了仍然很帅，他的要求就是哪怕帅帅地去死也不要头发都掉光，然后对身体的损伤尽可能小，因为他体质很好。所以医生为他选择的就是一个比较痛苦的疗程：11个次化疗，伴随有一点神经痛，不会掉头发。这个在中国据我观察还很难做到，医生很多时候是中药、西药一起开了一大堆，相互之间配伍的细节上不够讲究，化疗的方法对身体的损伤可能也比较大，没办法照顾到病人的尊严。
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也是与我父亲差不多阶段的大肠癌，在301医院就诊。我没有那么了解具体的病人所以说不是批评，但治疗方案与我父亲的、与我所了解的是很不一样的。这个里面对现在的创业者来说有很多机会，一来可以通过基因检测的方法让医生在对传统化疗药的选择上更适合病人，而不是说一个病人吃了一段时间没效果，再换下一个来试，这是应该在实验室里完成的事情;再者，7年后的今天已经有了更多、更好的药，特别是有一些针对某些基因突变研制的靶向药，使用得当的话治愈率是很高的。帮助医生选药也即个体化用药是一个很大而且在中国正在逐步打开的市场，已经有一些公司在里面做出了成绩，但还不够。
当然，如果你有能力把国外的好药、新药引入到中国来，甚至自己研发新药，机会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方面大家的眼光大多都还盯着一些针对比如说癌症的重磅炸弹药，小一点的看不上。
其实在中国很多的孤儿病(患者人数在100万以下)还是根本无药可医的。可能对卫生部来说有太多更重要、更紧急的事情要去解决了，一个病只有100万，甚至50万、10万个人得，对中国人口来说太小了，无从顾及。但是对这些病人还有他们的家人来说这一点都不小啊，他们很愿意花钱但是没办法。我曾经应一个好朋友之邀去成都的华西医院看一场外科手术。那是一个小男孩有先天性心脏病而小时候没有技术和机会能开刀，到20多岁的时候演变成肺动脉高压，严重的时候就跟心衰病一样。这些病很多都是由基因引起的，中国的医生过去是不知道是什么病，现在是知道了也没办法治，病人活不了多久就会死亡。那个男孩等了一年，终于等到一个国外的医生可以给他做手术，很多中国的外科医生站在一边观摩。
这个场景对我触动特别大。美国也经历过这个过程，过去大药厂也不愿意去开发这种针对少数人群的药，但是经过多年的争议和发展，现在基本上孤儿病都有药了(有一篇获得2006年普利策新闻奖的报道和据此改编的电影《良医妙药》(Extraordinary Measures)讲的就是这个过程)，但是中国还没有。所以我投资了一家公司(CVie Therapeutics)专门就做这些孤儿药的引进，已经与4家国外药厂签了合作协议，有一个药在中国已经注册了，大概今年八九月就可以上市。做这种事情特别有意义，你也可以赚到钱，有了资金你可以再引进其他药或者去做其他想做的事情。我很想提醒中国的创业者们不一定眼睛里只看到大机会、大市场，与生命相关无小事，特别是当你的条件还不足以去做成一件大事的时候，不妨参考这种思路。[page]
问题就是机会
这几年医疗健康领域的创业者是越来越多了，但素质和意图一定程度上也是良莠不齐。有些案子让我感到非常兴奋，也有一些就哭笑不得。
比如说这几年远程监护仪器讨论得非常多：病人在家里戴上仪器，通过无线传输技术把测量的结果传到云端，有人帮你分析，需要就医的话再帮你联系医生。这种模式在美国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是在中国涉及到要与医院做对接。要知道，中国医院的信息系统有几百种呢，怎么对接?所以很多来找我融资的人一坐下来就说，我认识哪个医院的谁、与谁是什么关系，那就只能是赚点钱了，还没有解决社会上的问题，没有摸到病人、医生、医院三方的痛点。
必须设计出一种商业模式，能同时让这三方的需求得到解决、利益能够平衡，才可能长远地发展。
有另外一种在国外已经开展的模式，在我看来可能会适合中国：用远程的技术来帮助中国医生与国外专业远程会诊。中国法律规定病人的血液等样本是不能出境的，但是有很多病在中国的临床还解决不了，国外可以，而且不是所有病人都有条件或者适合出国求诊的。现在美国的技术已经可以做到，西海岸的医生给东海岸的病人远程看病，就好像病人就在他面前一样。那是不是也可以让国外的专家这样来帮助中国病人看病呢?其实中国不错的医院的好医生与国外的专家都有联系的，只是有时候出于面子不好意思请教。但如果能找到一种商业模式，既照顾好中国医生的面子，又能解决病人的问题，把制度层面理顺，我认为是很有前景的。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好的案子。
再比如，中国有很多人出于迷信，特别在意孩子要在什么日子出生，为此不惜剖腹产。但其实这样对女人的身体是很不好的。如果是自然生产，之前最重要的是确认婴儿的头的方向，以确保生产的过程中不会呼吸不畅。这个环节，中国的妇产科都还是用手伸进去摸的，我刚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特别震惊。其实国外现在已经有了一种仪器，基于3D的技术，让你在外面就看得清清楚楚。有公司正在打算把这种技术引入进来，我们听了都觉得太好了，中国人太需要了。虽然医疗器械在中国是发展得相对成熟的市场，但是你看这样的照顾到人的基本尊严的产品都还没有，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判断创业机会的时候真的不要太过笼统武断了。
回国很多年，中国的朋友常常都觉得我可能太过乐观了，认为我们有这么多有才能的有志之士，未来10年、20年中国人的生命质量肯定会有很大提高的。但医疗健康真的是一个关系到方方面面制度体系的问题。有时候，我堵车堵在路上，看到旁边有一辆救护车同样堵着不能动，心里忽然就会打一个冷战。在美国，有救护车来了，所有人都会往一边靠，空出一条大道来为病人争夺治疗时间。而现在，那么可怜的人就在车里难受着，如果我在这儿生了什么急病就完蛋了!
(严晓霖根据黄瑞晋先生口述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