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Entrepreneur》选出的7位女性创新者，来自医疗健康、科技、政府等不同领域。她们的创新不仅改变了人们以往从事商业活动的方式，更在解决政府安全、性别歧视、世界贫穷等问题上做出了贡献。
Michele Weslander Quaid：为政府和初创企业搭桥
她把最前沿的科技理念带进了封闭的美国政府。
文 | Vanessa Richardson
美国政府素来以低效而闻名(Entrepreneur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但在她就职于美国安全局的不同部门，与国家情报总监、国防部长共事的9年间，Michele Weslander Quaid表现得更像一个创业者。她弃用了那些陈旧过时的软硬件，说服团队通过网络工具协作，并让那些她待过的部门改变僵化的工作方法，像初创企业一样工作。
Weslander Quaid的敢作敢为引起了Google的注意，后者在2011年挖走了她。如今，她是Google公共部门首席技术官，同时也是Google的创新传道士。Weslander Quaid平日的工作地点就在华盛顿。一方面，她向政府部门解释他们想了解的Google的技术方法;另一方面，她还要让Google的员工明白为什么必须支持公共部门的工作。“我的工作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硅谷语言和政府语言之间做翻译。”她说，“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沟通桥梁。”
Weslander Quaid在本科时学习物理工程，后又获得光学硕士。毕业后，她在一家商业公司工作，既面向消费者，也为企业和政府服务。9·11事件后，她接到政府邀请，为反恐工作出谋划策。
对Weslander Quaid来说，遵从政府部门的要求对一切信息保密也许更容易，但她没那么做。在收集地图和图片等军事情报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工作时，她说服上司与负责收集语音情报的国家安全局合作，把各自收集的情报整合在一起，以便更好地对数据做出判断。她的努力成功了，也因此成为最年轻的美国政府高级执行官。“这次推进就像打了一场仗一样。”她说。
接下来，Weslander Quaid又力推了一款基于云端的软件，让访客无需来到他们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即可登陆。她还将各部门不同的工作平台标准化，简化了技术测试和采购环节，节约了成本和时间，把最前沿的理念带到了封闭的华盛顿。“我的目标是简化工作流程，并确保五角大楼和白宫的人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信息。”她说。
她最近的努力成果是推出了一系列面向开发者(不仅仅是Google开发者)的项目，基于Google开源技术，让开发者为政府提供最符合需求的技术产品。这个创意向人们展示了政府部门与初创企业的良好合作，双方建立了长期互惠互利的关系。
“政府总是不愿冒险，更愿意维持现状。但它更需要跟上创新的步伐。” Weslander Quaid说，“而科技公司也乐意帮助政府创新。我的工作就是在规则和条例允许的范围内帮二者对话，让公共部门得到最好的技术解决方案，少花纳税人的钱。”
Rena El Kaliouby：你的表情骗不了她
她能像阅读一本书那样“阅读”你的表情，这种能力有可能改写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游戏规则。
文 | Jason Ankeny
Rena el Kaliouby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同事Rosalind Picard是马萨诸塞州Waltham市初创企业Affectiva的两位灵魂人物。Affectiva的旗舰产品——Affdex面部表情识别系统，不仅可以自动识别被检测者的面部表情，还能分析、判断被检测者在看到一个品牌、广告或其他数字视频内容时的情绪反应。用户表情直接告诉你结论，这使以往传统的销售小组讨论、电话调研或其他让消费者填写的调查方法显得弱爆了。即便是最细微、最难以言传的面部表情，也能被基于云端技术的Affdex探测出来，告诉你一个顾客对于某个产品或项目真实的想法。
“我们非常善于通过分析消费者自发的、无意识的反应，解读他们对一个品牌的看法。”任职Affectiva首席科学官的el Kaliouby说，“如果你是做内容的人，希望你的内容能引起观众的某一种反应，我们也能告诉你结果是否如你所愿。比如一个广告想表达幽默，我们可以提供数据，告诉你多少人看到广告时笑了以及笑的程度和笑的时间点。让消费者自己报告感觉而使调研结果偏差的案例太多了，但面部表情探测则精准得多。”
El Kaliouby的职业生涯全部投入到用科技改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表达上。Affectiva延长了她在利用面部识别减缓自闭症谱系障碍症状方面的研究。“很多自闭症患者在识别他人的表情并做出回应方面存在障碍。”她说，“当一个人失去识别这些非语言类线索的能力时，社交就出现了问题。”
2009年，她和麻省理工学院情感运算研究中心主任Picard成立了Affectiva，受到麻省理工学院的赞助者宝洁、微软、Google等公司的支持，Affectiva能够以独立运作的公司存在。“我们发现Affdex可以在很多场合发挥作用，比如车里、智能电话上或者用于市场调研。”el Kaliouby说，“我记得当时还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从商。但市场反馈很快告诉我，我们的技术可以无处不在。在各种环境下，它都能发挥作用。”
Affectiva创立至今，已经融资2100万美元，投资方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WPP、KPCB，并与品牌咨询公司Millward Brown、Insight Express合作，这两家公司为Affdex介绍了不少客户。Affdex软件适用于任何标准的网络摄像头，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在用户观看视频时，可以追踪他们的面部表情。这些镜头都存储在Affdex的云端服务器上，由电脑算法识别、评估，判断出表情的好坏——惊喜、不屑或专注。在云端表情现场回放，分析工具对这些被聚合在一起的表情进行交叉分析，形成一套整体的表情记录，完成速度接近实时。
大多数被Affdex检测的用户都会被询问是否愿意分享自己的表情，并得到一定的酬劳费用。用户可以选择接受检测，也可以关掉网络摄像头。el Kaliouby透露，约50%的用户让摄像头继续开着。“原因是他们能得到价值回馈。”她说，“我们能优化你看到的内容。通过追踪你的情绪反应，我们可能会让你最喜欢的节目变得更吸引你。这是一份能让价值得到最大提升的建议。”
Affectiva正按部就班推广这项面部识别技术。2013年秋天，这家公司推出了用于iOS系统的软件，允许第三方开发者将Affdex嵌入其开发的iPhone和iPad的App中。
“人们一天恨不得看150次手机。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机会，捕捉你看屏幕时每一秒的表情变化。” el Kaliouby说，“情绪驱动类App还可以在游戏、信息等领域开发更多创意。另外，教育是下一个机会巨大的领域，情绪是我们做任何事的核心。我们期待着这些软件工程师能把我们带进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领域。”[page]
Leila Janah：为贫困人群提供“微工作”
Samasource已经在9个国家为员工支付了400万美元的薪水。现在，她将目光转向帮助美国本地的低收入者。
文 | J.A.
Leila Janah成立Samasource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财富，而是为了做与众不同的事。
Samasourcehi是一个在南亚、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加勒比地区等新兴市场为妇女和青年提供工作机会以赚取生计的平台。它帮助美国国内的雇主与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对接，介绍文字录入、用给图片上标签来优化搜索引擎、内容检查等细微的工作。大多数通过Samasourse找工作的人仅仅用了几个月，收入就达到了原先的两倍多。92%的人在离开这个公益组织后脱离了贫困。
在成立6年后，这家旧金山的企业在全球的员工超过了4000人。它为企业和学术机构促成了总共超过500万美元的合同，甲方包括Google、eBay、微软、LinkedIn、Eventbrite、斯坦福大学等。2013年，Samasourse宣布收入比2011财年增长了400%。
“一些地区仍处于极度贫穷中。”Samasource 的CEO Janah说，“这种状况令人难以接受，世界上一半人口每天仅靠着3～4美元生存。不做点什么，我觉得坐立难安。”
Janah认为自己今天能为印度地区贫困进行救助要追溯到早年她的家族做出的贡献。她的叔祖父是著名的摄影记者Sunil Janah，因拍摄了一系列1943年孟加拉饥荒的照片而闻名国际，这场饥荒夺走了300万人的生命。Leila在15岁那年加入了美国民权同盟，两年后，她在美国战地服务团被交换到加纳教英语，赚了1万美元，后来这笔钱用于她在当地做的志愿工作。
“我在发展中国家待的时间越久，和贫困人群聊得越多，就越意识到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就是工作。”她说，“我们花了好几十亿美元去做国际援助，却不知如何为他们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利用民间资金去解决问题，相当于浪费了大把钱财，而且这是在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
从哈佛毕业后，Janah又在世界银行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成立了Samasouse，并初具规模。Samasource一词来源于梵语Sama，意为平等。在孟买见客户时，她援助一个年轻的电话呼叫中心员工，他每天下班回到的住处是声名狼藉的Dharavi贫民窟，奥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曾在此取景。
“我知道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有能力从事高质量的工作，但是在落后国家，在待遇不错的公司工作的机会一直以来都偏向精英阶层。”Janah说，“这里面就有我们做出改变的机遇。我希望做出一个线上工作模型，能够去中间化，辐射边缘地带的人。”
Samasourse的产品模型是开发了一个名为SamaHub(已申请专利)的微工作平台，它将庞大复杂的数字工程转化为很多个小任务，再通过互联网分配给个体工人。为了验证其雇用的人或家庭可靠，Samasourse会仔细审查每一个接受任务的计算机中心或网吧。每一个新人被雇用，都会参加一项为期2～4周的培训项目，确保他们在实验性工作上具备熟练度后，Samasource会为其开始安排客户的工作。对于这些工作，Samasource会进行再编译，并用5个步骤对其进行反复核查。
“我们告诉客户：‘你们反正也要把这些工作外包给公司，何不为拯救世界贫穷做点事?这也不会花掉你们更多的钱。’”Janah说，“说服这些企业领导者看到这份工作的潜力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我们得让他们相信，这种商业模式是行得通的。”
Samasource已经在9个国家为员工支付了400万美元的薪水，并得到了万事达、eBay、思科基金和美国国务院的财力支持。现在Janah更多地将目光转回家乡美国，2013年，她成立SamaUSA，开启了一项80课时的在线新兵训练营试点计划。该计划面向社区大学学生和旧金山、加州Merced附近的低收入工作者，帮助他们在互联网上找工作。
“我们认为如果能让社区大学的学生每学期多赚个1000～2000美元，他们可能更容易从学校毕业。”Janah解释，“哪怕他们退出也不要紧，起码掌握了另一种技能。我们可以乐观地预见，这种模式易于传播到整个美国。”
这种乐观精神蔓延在Janah的整个人生和工作态度中。“信念驱动着我。”她说，“当你发自内心地做一件事时，当你所宣扬的正是你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时，你总能从中得到很大的满足。”
Michell Rowley：让更多女性学会写代码
她正在颠覆以男性为主导的软件世界。
文 | John Patrick Pullen
一个错位的字符串代码是怎样让整个软件崩溃的，Michell Rowley太清楚了。波特兰本地的一份报纸将她现在做的事称为她“一生中的大项目”。
2012年5月，《Willamette Week》的一篇报道讲述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科技领域女员工的匮乏，并提到Rowley打算启动一个Python语言项目，招新女程序员。100多名想加入的女性表达了兴趣。这成了Rowley创立Code Scouts的原动力，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被视作有可能让整个软件产业翻天覆地。
计算机相关产业的招聘市场迅速增长，但性别歧视一直存在，这是整个产业的悲哀。尽管在2012年，女性劳动力已经占据51%，但在计算机产业，女性员工仅占1/4，仅有34%的网页设计师、23%的程序员、20%的软件开发工程师和15%的信息安全分析师是女性。在被称为是互联网支柱的开源代码领域，女性比例仅占1.5%。
Rowley通过向朋友学习，再加上一部分自学掌握了写代码，当得到了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后，她进入了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工作环境。Rowley经常被邀请以女性视角来表达观点。“这有点奇怪，但氛围变得不一样，你是这屋子里唯一的女性，而他们必须正视你。”她说，“我开始想如果有更多女性进入这个行业，这一点点变化会带来什么?”
因此，她创立了一个专门面向女性的代码工坊，这引起了Rick Turoczy的注意，他是波特兰PIE孵化器的联合创始人兼总经理。Turoczy鼓励Rowley把它做成生意，但Rowley坚持工作室应是非盈利的，它旨在帮助那些被忽略的女性群体，如单身妈妈，她们没有钱也没时间去参加为期一个月的软件开发训练营。尽管像PIE这样的孵化器更多地关注有盈利能力的初创公司，得到股权以期未来更多回报，但“我们更发自内心地认为PIE是个实验机构”。Turoczy说：“关注Rowley这样的人，看着她尝试为波特兰创业圈输送更多人才，这本身就是个完美的盈利，所以我们还是投资了她。”
2012年7月，PIE为Rowley提供了1.8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她启动Code Scouts。Code Scouts初期的资金极少，有一群志愿者帮忙，这个初创企业集结了一群乐于在相关领域学习的110名学生，并召集了30名老师。学生会学习写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网页辅助工具、自动聊天软件等;导师会评估他们写出来的程序，并为其提供职业指导。有些学生甚至可以到导师合作的公司实习，获得实践经验。
“我们当然不会只待在波特兰，肯定要走向世界。”Rowley说。她正在为Code Scouts绘制蓝图，“只要在这些城市找到愿意提升自己的人，就能帮他们梦想成真。”[page]
Nicole Glaros：打造最有眼光的孵化器
90%从Techstars毕业的项目都找到了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或得到投资，这是Nicole Glaros赋予Techstars的“杀手级技能”。
文 | Joe Lindsey
大多数创业者都是在接受职业规划课程后去创业的。Nicole Glaros一年就帮助了10～20个这样的初创企业启动。现在，她是Techstars孵化器在科罗拉多州Boulder市和纽约市的运营总监。
Glaros会从申请者中挑选1%去参加为期3个月的孵化项目，引导他们完成从创业初期直到成功的过程。
快人快语的Glaros从某种程度来说，并不完全像是一个“造星者”。她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中获得了权势。在Techstar近1000名创业导师中，Glaros最与众不同的是她的创业故事没那么火花四溅。
1997年，Glaros和父亲一起做了一家物业管理领域的电子商务公司，非常成功。但之后的两次创业都遭遇惨败。她说：“我发现当我独自创业时，原来我没有什么魔法，那都是我父亲的。”
尽管如此，失败的经历让她有机会在Boulder市的一个科技孵化器得到了工作。在这期间，她才明白自己创业的失败是因为执行力和人脉上的欠缺所致，这使她萌生了为其他创业者当领路人的想法。“当然也不是所有事我都知道答案。”她说，“但我确信我能找到知道答案的人。我的工作就是为这些初创公司找到对其最有帮助的人。”
2009年，Techstars联合创始人David Cohen发现，Glaros在为创业公司和外面的导师做匹配方面的本领过人，遂邀她加入。Techstars为选中的初创企业提供商业指导和融资服务(包括1.8万美元的种子基金，创业者还可选择10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券票据)。但Glaros说，孵化器最重要的角色不是给钱，甚至也不是为创业者和投资公司搭桥，而是引导。
“我经常听到创业者说，‘噢!如果我们有25万美元，或者我们能融到100万美元，公司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她说，“但实际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你的人，他们真的对你的成功充满了激情。”
Techstars的导师名单中包括一大群成功创业者、产业专家和VC，比如Twitter的CEO Dick Costolo、天使投资人Esther Dyson、视频网站Vimeo和Collegehumor的联合创始人Josh Abramson。
Glaros和Techstars在另外7所创业学校的运营总监一样，就像是各个初创项目的总路由器，将初创企业和导师、专家、投资人或其他她认为能帮上忙的角色连接在一起。她把这种牵线称为Techstars的“杀手级技能”，90%从Techstars毕业的项目都找到了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或得到了投资。
“Nicole的眼光惊人。”Techstars的Cohen说，“她对人有本能的敏锐直觉，早期初创企业要干的事就是找人。”
她还会再去创业吗?她找到创业魔法了吗?“每年我都会有再创业的冲动。”Glaros承认，“但每年我也在问自己：‘你在哪儿能得到最大的收获?’其实还是在Techstars。与其自己做一个公司，不如去帮助10个公司。”
Caryn Seidman-Becker：一个倒闭公司的新生
Clear的倒闭从未使Seidman-Becker丧失信心，她坚信生物测定技术最终能改变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出行方式。
文 | J.P.P
Caryn Seidman-Becker每次从佛罗里达奥兰多市中心到机场，经过登机、在座位上做好直到机舱门关闭、飞机起飞，总共只需要一个小时。“从迈出家门到机舱关门，就一个小时。”这位Clear公司的创始人兼CEO强调。
这是怎么做到的?奥秘在于安检。Clear用基于人脸和语音的双重生物测定算法，让其会员客户规避了这个登机过程中最繁冗的环节。会员的生理特征、指纹特征、虹膜辨识等都被记录在会员卡的内置芯片中。持会员卡无需跟随长队等候安检，只需在机场的特殊安检亭办理登机。
Clear由媒体人同时也是创业者的Steven Brill于2003年在纽约创建(后更名FlyClear)，它赢得了20万名付费会员的心。那时，Clear已经至少和12个机场达成合作，在2009年经济危机前，也拿到了7500万美元的投资。2009年12月，由于负债3300万美元，公司倒闭，电脑里的一大批客户数据无人管理。
Seidman-Becker之前做对冲基金，在国防外包公司L-1 Identity Solutions持有一定股权，该公司一直为Clear做后端技术支持。Clear的倒闭没让她失去信心，相反，她认为这种生物测定技能早晚还会卷土重来，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出行方式。Seidman-Becker此前已有非常成功的职业经历，她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分配基金、如何创造长期价值，也看到了买下Clear将带来的商业价值。
“Clear之前的失败与自身有关。它本不该倒闭。它的债务累积太多，但公司的核心结构还在。”她说，“如果我们像运营其他商业公司那样去做Clear，它会非常成功，因为它为会员提供了终身的价值，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架构。”
Seidman-Becker的投资公司Algood控股在2010年以600万美元买下了Clear。她的第一个决策是留下了Clear易于识别的蓝色方块品牌标识，这花了之前老板的4000万美元。“顾客都认识它了，现在只要重建信誉，把品牌重新推出去。”她说。
为达到目的，Seidman-Becker想了很多办法。Clear恭敬地联系之前那些没能继续服务下去的客户。Seidman-Becker在公司网站上列了一大串邮件列表，向其发出亲笔签名的邮件，并亲自致电那些最挑剔的客户。“一个人在邮件里什么都敢写，但接起电话来就会客气很多。”
她还得去说服机场和交通安检部门，告诉他们现在Clear是一个全新的企业。“她非常顽强、不屈不挠。”奥兰多国际机场前任执行副总监Brigitte Goersch评价，她是第一个和Clear重新合作的。自2010年重新成立以来，公司已有员工200人，在9个机场建了30条空中走廊，有了25万名会员，每名会员每年支付179美元会费。“Clear的发展非常迅速，这与她的亲力亲为分不开。” Brigitte Goersch说。
现在，每次Seidman-Becker带着她的3个孩子从奥兰多机场起飞时，都用Clear登机，这使得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玩耍。“这种高效让你的生活完全不同。”她说，“当我和孩子们在迪士尼乐园玩，当我发现时间充裕时，这感觉真是太棒了。”[page]
Nina Nashif：另一种白衣天使
恐怕没人比Nina Nashif更明白效率低下给全球医疗健康业带来了多少灾难。现在她终于在创业者那里找到了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文 | Michelle Yuergen
2011年，在医疗健康领域有着超过15年管理经验的Nashif在芝加哥为初创企业成立了孵化器Healthbox，旨在推动医疗健康领域的创新，并帮助已入驻孵化器的早期医疗健康初创公司推进其创意。
以往，大型医疗健康机构要创新都会搞得翻天覆地——繁冗的流程阻碍其进步。Nashif坚信，如果这些大型机构能够成为初创企业的第一个实验田，那么双方合作创新将大大促进并最终为患者带来更高效的服务。Healthbox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让创业者进入行业接触他们需要的资源和知识。
“我们面对的挑战之一是行业系统非常复杂，一个创业者通常连去哪儿求助都不知道。每个医院或者医疗机构专注的领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最早做这个项目时，花了很多时间对创业公司和医疗机构进行匹配。我们得了解很多细节，才能明白创业者提供的方案是如何提高医疗效率的。”Nashif说。2013年，她参加了TED医疗大会，还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年轻的全球领袖”称号。“同时，我们还可以在行业内宣讲，指点医疗机构如何与初创公司合作。”
Healthbox的孵化名单中，有一家来自康涅狄格州New Haven的初创企业3Derm，业务瞄准需求不断增长的患者参与领域。他们开发了一个低成本平台，皮肤病患者可以把自己的照片上传，由3Derm为其推荐皮肤科医生，并对患者进行定期检查。
自Healthbox成立以来，已经为54个健康领域的科技公司、124个创始人提供了孵化支持，这些企业遍布伦敦、波士顿、芝加哥、纳什维尔、杰克逊维尔等地。Healthbox支持的初创公司将参加一个为期16周的培训项目，并获得5万美元的资金、办公场地和医疗专家资源，Healthbox则拿到企业7%的股权。
截至目前，在Healthbox已经完成的项目中，团队数量平均扩大了一倍。他们拓展了约130个试点项目和早期客户。2013年，他们在全球共计影响了超过100万人的治病过程。
“我们不是来颠覆产业的，我们是来尝试为这个产业做点事情。”Nashif说，“我们寻找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新的健康管理方法。很高兴看到还有很多创业者和我们约见，还有新的解决方法和大公司博弈。在健康医疗产业，你要敢于下赌注，赌某一个创意最终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译 | Yelena X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