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唯一的北京，其实没有人真正离开。
文 | 及轶嵘
租这儿的创始人黄利建打算在南京设个分公司。那里政策很有吸引力：免费办公，给100万元的启动资金。“最重要的是政府工作人员对你非常热情，像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觉得很受鼓励。”这些在北京都是享受不到的。但她只是想设个分公司。“你会有搬过去的想法吗?”《创业邦》记者问。她摇摇头：“不，当然不会。”
北京的优势太明显：人才、氛围、资本、品牌、媒体，这些优势加起来，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这五个方面决定了北京是无法真正离开的。这个城市哪怕交通越来越堵、空气越来越差、房价越来越高，创业者们还是在这里坚持着，因为别无选择。即便是那些总部不在北京或者号称已经离开的，依然会把市场部和商务部门放在北京，创始人们则靠频繁的出差拉近与北京的距离。
到目前为止，北京依然是唯一的北京，没有人真正离开。
到北京去
今年8月份，杜梦杰也带着他的追梦网和七八个团队成员从上海搬到了北京。从下决心搬家到找房子，到全部搬过来，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个大学毕业刚一年的男生看起来瘦小文静，做事却一贯干脆果断。他喝一口面前的饮料，皱着眉头说：“团队成员都有意见，正是因为有意见，所以必须要快。稍微慢一点，就搬不过来了。”
追梦网团队成员都是“80后”“90后”，年轻无牵挂，似乎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还是有两个团队成员选择留在上海，一个是做设计的，一个是做项目的，他们更喜欢上海比较小资的生活方式。杜梦杰帮他们找好了工作，同事不成，还是朋友。“这也是对团队成员创业投入度的测试。”他笑起来。
追梦网是杜梦杰大四那年创办的一个主要面向文化创意类项目的众筹网站。在南京邮电大学大三读了一半的时候，他想去环游世界。“比较迷茫，找不到让人觉得十分兴奋的事情，好像没有哪件事值得付出青春和热情。”为此他跟父母闹翻，他们盼着他赶快毕业找个好工作。“第一不给钱;第二，在国外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就当没你这个儿子。”
杜梦杰决定自己想办法找钱。他写了一封2万字的筹款信放到网上，当时这封信在网上传得很火，有100多个人一共资助他6万块钱。
用这笔钱，他去了印度、尼泊尔、巴林、迪拜、阿富汗，本来的计划从南亚一路向西，到欧洲，再到非洲和美洲。但在阿富汗经历的一次自杀式炸弹爆炸改变了他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得做点事，轻如鸿毛地活着，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
回国之后，他做了众筹网站追梦网，希望能像那些资助自己的陌生人一样，帮助那些有创造力、有梦想的人，为他们提供支持，让他们获得资金、宣传和能量——你不是孤独的。
一开始，杜梦杰把追梦网安置在上海，他觉得北京大小会议和活动太多，选择多、诱惑多，是一个容易让人浮躁的城市。创业初期应该静下心来踏实做事，尽快拿出东西来。另外，他一直在南方读书，因此对上海更熟悉一些，再说上海互联网的创业环境也不差。
今年2月份，追梦网得到一笔天使投资，最近还会有一笔百万级别美金的投资进来。有钱进来就意味着这家公司已经得到了认可，有可能并且需要发展得更好。这就要考虑找人、找合作。
在杜梦杰看来，虽然上海很重视创业，但整个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比较小资的生活氛围，导致人们并不是很愿意创业，进外企和政府部门还是热门选项。对初创小团队来说，获取人才并不是那么容易。追梦网的团队里没有一个上海人。
北京的会议多、活动多，可以被看成是浮躁，也可以被看成是氛围好。去任何一家咖啡馆都有人在谈论互联网，这就意味着人才的获取会相对容易一些。融资也是一个原因，大的投资机构在北京和上海都有分支，但杜梦杰个人的圈子在北京。“我的师兄，不管是创业的还是做媒体的，都在北京。他们可以帮我介绍这些投资界的大咖。” 另外，追梦网的项目偏文化创意这块儿，文化创意类的创业项目大多集中在北京。
不管是找钱、招人还是谈合作，北京都是最优的。“公司不在北京的时候，我也有1/3的时间呆在北京，那干脆把公司搬过来好了。”杜梦杰说。
追梦网的新办公室在双井地铁站附近，离国贸只有一站地。两室一厅的商住两用的民居，每个月租金7000块钱。“比上海稍微贵一点，可能跟地段有关，我们在上海的办公室比较偏。”
杜梦杰来的正是时候，北京正迎来最美的季节。暑热渐退，秋高气爽，没有沙尘暴，没有雾霾，每天都能看得见蓝天白云，长居此地的人会觉得这样的北京美得有点不真实。这对杜梦杰来说是个美好的开始：上海暴热，晚上12点还翻滚着热浪。北京就舒服很多。
他的工作也进展得非常顺利。找项目、找钱、找人，效率都比在上海快很多。杜梦杰特意把公司安置在东三环的双井，附近的国贸到北京站一带是北京投资机构最集中的地方，北京的东部也是文化创意产业比较集中的区域。中关村一带天使机构也很多，创新工厂、天使汇、亚杰等等都在那里，是另一个投资机构聚集区，据说那里汇集了中国40%的TMT创业项目，不过这些离追梦网有点远。
2012年6月，丁秀洪从网易副总编的职位上离职创办云辰科技，他们的产品是大可乐手机。当时投资人对丁秀洪的要求就是到北京去。几个兄弟从广州出发，开了2200公里，追随他到北京。
北京的优势众所周知：高校多，有人才;有创业氛围，可以跟很多同行交流;投资机构云集，找钱很方便。除了这些，丁秀洪最看重的其实是，北京可以给品牌做背书：“在北京做的手机比在深圳做的手机，在市场上获得的认可度更高。”
广州是丁秀洪的大本营，他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十几年。其实他挺想把公司放在广州或者深圳，那里不仅有完整的手机产业链，也有丁秀洪自己的人脉圈子，政界、商界、媒体的朋友都在那里。
大约20年前，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科技创新的前锋。人们以能到深圳、广州工作为荣。“但是深圳这个城市的城市品牌经营得有问题，这么多年来没有大力倡导和传播‘创新’的特点，反倒任由山寨的形象泛滥。现在如果我在广东做手机，肯定会被人认为是个山寨机。”
因此，丁秀洪愿意支付更高的成本到北京来。
如果只有这些，其实北京和上海也差不多。但帝都还有一个优势是魔都也比不了的，那就是媒体，北京聚集了中国大多数创业类主流媒体。所以即便是那些总部不在北京的公司，也要把市场部门放在北京。映趣科技的总部在深圳，后来他们在北京设了办公室，负责对外合作和对外宣传。他们的智能手表inWatch推出后，在798开的品牌发布会，董事长王小彬说：“我现在一半时间在深圳，一半时间在北京。”
希望在哪里?
租这儿创始人黄利建刚刚把公司搬到了望京悠乐汇。悠乐汇的标志性建筑像个外星侵入地球的怪兽。这里是商住两用房，每天每平方米3块多钱。黄利建租了三间，打通了，再隔成会议室和办公区。对一家创业公司来说，租这儿的办公环境相当不错，宽敞明亮，窗外视野开阔。黄利建对此挺满意的：“找了很久才找到。”原来他们借用另一家公司的地方办公，非常挤。黄利建是个身材高挑的女性，此前做过8年的拉丁舞俱乐部，算是北京最早教拉丁舞的教练。
但并不是每家创业公司都像租这儿这么幸运。雾霾和拥堵的交通都是可以忍受的，高房租是创业公司最直接的压力。
接受采访或者跟人谈事儿的时候，丁秀洪都会选择在写字楼一层的咖啡馆。因为办公室里实在没有地方。
云辰科技成立的时候，丁秀洪在三元桥的霄云中心A座租下了一间1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公司开始运营的第一个月，楼上办公室在装修，四五个同事就在写字楼的8点钟咖啡馆办公，以至于后来公司的QQ群就叫“8点钟”。
第一个办公室用了三四个月，不够用了。丁秀洪又在B座租了第二间办公室。运营团队放在A座，技术团队放在B座。后来又租了丰台办公室，把售后服务放在那里。
一百来人的团队，每个办公室30多人，很挤。办公室里浅灰色的墙壁没有任何装饰，没有隔板隔开的工位，大家相对而坐，像在一起埋头学习的学生。两个办公室只有一个会议室，A座的员工开会也要跑到B座去。
地方太小，丁秀洪想找个大点的办公室，能够让公司所有的同事在一起办公，毕竟是成立一年多的新团队，在一起交流、磨合会更方便一些。租金也在涨，去年签的时候是每平方米每天5块多，今年续签的话估计会涨到7块。
凡客搬到亦庄去了，据说是要艰苦创业，当然也是为了节省成本。丁秀洪不是没考虑过，亦庄、大兴、平谷这些地方也来找过他们，要他们搬到自己的辖地去。到那里会有大办公室，租金也便宜得多。但这对员工来讲都要大动干戈，上班会非常不方便。“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初创期，加个班是经常的事。如果不在市区，那么晚怎么回来?”
丁秀洪决定继续留在三元桥，这里离地铁近。对于北京这样一个交通拥堵严重的城市，选择交通便利的地方办公也算一项员工福利。大可乐内部做过员工调研，大家都很看重这一点。作为老板，他必须考虑为员工选择一个相对来讲交通便捷的地方，上下班不能太折腾。“哪怕办公室不是很豪华，简陋一点，也行。”他说。
但令丁秀洪担忧的并不仅仅是这个问题。今年以来，大可乐100多名员工中有4人离职回老家，4%，并不是一个很低的数字。
小魏是最近被自己的父亲逼着离职回老家的，他原来在大可乐做UI。小魏的叔叔来京，受小魏父亲之托来看他，叔叔一定要到小魏住的地方去看看。小魏租住的房子在香山脚下，他带着叔叔乘地铁10号线倒4号线，再倒公交车，在晚高峰拥挤的人流中，奋力跋涉了两个多小时回到住处，叔叔看到的是一处简陋的出租房。
小魏的父亲知道了儿子在北京的生活状况，勒令他回家：“要不回来就断绝父子关系。”从生活上来说，在北京挣万把块钱，但生活品质很低;在当地挣5000块钱，就可以过得很舒服。
高企的房价和房租，无疑是北漂们沉重的负担，也推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
“看到新闻说，融创拍出7.3万元每平方米的楼面价，顿时觉得在北京没有希望。”丁秀洪说。
东三环边上的西坝河，出租房没有低于2500块钱的单间。一年前的价格大概在1500块，一年涨了1000多块钱。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北京来找工作，光房租就2500块，再加上吃饭、买衣服、跟朋友交往等费用，至少得4500块钱的工资，才能活得像个样子。
如果一个员工拿到4500块钱的工资，那么算上保险等费用，企业要拿出七八千块钱，这是一名最基层员工的成本。对丁秀洪来说，这么高的价钱，他真的有点舍不得。
丁秀洪曾经想招个实习生，让他来给大可乐手机做配件。那个男孩是山东枣庄学院的小小发明家，发明了很多好玩儿的东西。双方谈好的价钱是一天100块钱。但他来报了个到，就不打算来了。钱太少，在北京不够生活。“他想要一个月4000块钱。”
丁秀洪觉得给实习生4000块钱，对在职员工不太公平。后来他看到房租价格才有点理解那个男孩：真的要4000块钱才能活得下去，否则只能睡地下室。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基层员工不稳定。房租和房价的高企令员工看不到未来。他们没有安全感，不安定，只要别的公司多开500块钱工资，员工就会因此换工作，还有很多人的打算是工作两年就回老家。
企业最重要的还是员工，大家都看得到未来，有信心地去追求梦想，这才是企业能够长期生长的根本。“带领一帮兄弟一起创业，当然得胸怀梦想，但也得脚踏实地。我们完全有可能做10年还是个很苦逼的公司，结果兄弟们连个房子都买不起。”这个话题，对丁秀洪来说很沉重。
《2013中国最佳创业城市》更多报道：
